11月27日下午2：00—4：30，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第32次学术沙龙“中国处理中印边界争端的战略选择及其经验”在西溪校区教学主楼1125会议室如期举行。担任此次主讲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戴超武教授，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章前明副教授主持这次学术沙龙，来自本学院的教师、博士生、研究生以及其他学院的师生共计3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报告开始后，戴超武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中印边界争端的由来。他认为中印边界问题并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的，而是早在清朝、民国时期就已经出现。早期中印边界争端发生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后，两国围绕边界问题就已经存在分歧。中印两国独立后，两个新兴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国家身份认同和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印边界问题的源起是两个国家成为民族独立国家之后对国家身份界定的需要。站在我们国家的立场来讲，我们坚持两点，第一是中印两国边界从来没有划定过；第二，存在一个传统习惯线。接下来，戴教授用详细的数据材料介绍了中印边界的西、中、东3段传统习惯线，并重点阐述了“麦克马洪线”的由来。

在简要介绍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后，戴教授重点讲述了历史上中印边界争端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54年），中国对边界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暂维现状，对印度进占的默认，推迟谈判”。1950年解放军进藏后，印度政府明确反对中国解放军进藏。在1951年2月印度占领达旺到1953年中印开始进行关于西藏交通问题的谈判这一时期，印度基本上把“麦克马洪线”以南重要的据点都占领了。遗憾的是，1954年两国政府达成的《中印关于西藏交通的协定》只字未提边界问题，加之当时两国领导人互访时中国没有对印度的占领提出任何抗议，这为之后双方围绕边界问题的交涉埋下隐患。戴教授随后对第一阶段中央“暂稳现状”的政策进行了解释，认为建国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总方针、印度在西藏交通中的重要性、朝鲜战争的影响、中央对西藏的政策、西藏地方当局的不作为以及尼赫鲁对华政策的两面性等因素，导致了中国采取这一政策。第二阶段（1955—1960年）的特点是，“从谈判准备、谈判到边界冲突”。在中印关系从表面上的友好走向关系紧张、1959年西藏叛乱的影响和中苏分歧的影响下，这一时期中央处理中印边界争端的基本政策方针为：（1）开展边疆史地资料的搜集，对边界地区进行勘察；（2）准备承认“麦线”以及“以东换西”的提出。第三阶段（1960—1962年）：逐渐走向边境战争。在中央判断不可能通过与印度的谈判来解决边界问题的背景下，准备开战。主要的准备有：（1）恢复边界巡逻，加强边防，建立60多个边防站；（2）1962年6月成立西藏军区前进指挥部队。与之相对应的是印度也在争议地区建立了43个据点，推行“前进政策”。随着边界矛盾的激化，中印边境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在东西两端同时展开。战争打破了原有表面上的寂静，但这次战役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最后，戴教授总结了中央处理中印边界争端的经验教训，指出中国应该：（1）把握时机，主动交涉；（2）通盘考虑，加强灵活性；（3）及时加强边界主张声索的准备工作；（4）边境战争撤退后应占据战略要地以促谈判；（5）确立解决边界争端之原则、决策机制的重要性，培养法律、专业人员和掌握争议地区控制权的重要性。

戴教授通过第一手的外交档案详细分析纷繁复杂的边界争端问题，厘清了中央领导集体所作决策背后的行动逻辑，披露了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历史细节，让我们得以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了解了历史的真相。在报告后的提问阶段，老师和学生纷纷向戴教授请教，比如中国占领“麦线”以南地区以后，中国迅速撤军是否与美国军援印度战略物资和介入中印战争有关？中国对待印度战俘的政策，等等，戴教授一一作了很好的回答。本次学术沙龙在大家言犹未尽中圆满结束。

（2015级国际政治硕士 陈哲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