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大讲堂第123期在成均苑3幢502会议室顺利举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讲座教授李怀印应邀作“在微观与宏观之间——我的治史经历和心得”主题讲座。讲座由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段治文主持，学院30余名师生参加。

在微观史研究领域，李怀印教授通过《华北村治》《乡村中国纪事》及The Master in Bondage: Factory Workers in China, 1949–2019三部专著，构建了横跨清末至当代的基层社会分析谱系，深入乡土社会与国营工厂的肌理，依托档案与口述史料，揭示了近代以来错综复杂的地方性实践。在理论取径上，李怀印教授借助福柯式的“权力/话语”分析，剖析行动者如何在国家意志与民间伦理的张力中策略性地运用话语资源，同时也援引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阐明个体行为既非全然理性计算亦非被动服从的复杂性。

在宏观叙事层面，李怀印教授对当前主导史学界的革命史叙事与现代化史叙事两大叙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与反思。在《现代中国的形成》一书中，李怀印教授提出了“现代国家形成”的新分析框架。他强调，中国近现代史不应被视为一个帝国的崩溃过程，而应被理解为一个具有广土众民特征的疆域国家在内外压力下逐步转型为主权国家的历史进程。疆域、主权、政权、族群构成了现代国家形成进程的四大核心问题。基于此，李怀印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通过彻底的政治动员与组织整合，从而为国家现代化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

李怀印教授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元实力”理论。他强调在冷战背景下，中国建立独立自主工业体系的选择是应对生存危机、优化国家工业布局的战略举措，体现了大国现代化与中小国家“搭便车”发展模式的本质区别。他还将中国现代化的“元实力”凝练为陆海枢纽的地缘格局、超大规模的市场腹地、同质一体的族群文化、崇教尚勤的价值传统、充沛优质的人才红利以及高效协同的治理效能六大禀赋。李怀印教授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并非对现代化普遍规律的背离，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与国情基础上，对发展道路的自主探索。中国之所以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其具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结构性能力。

与谈环节，现场师生围绕中国现代化路径的独特性及史学研究方法论等议题踊跃提问。李怀印教授结合研究实践，就宏观与微观的贯通、理论与史料的平衡等问题给予了精深解答，现场氛围浓厚。

总结环节，段治文教授表示李怀印教授的分享以其宏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实证精神与深邃的理论洞察，为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新的坐标。李怀印教授从微观机制入手，层层递进至宏观结构的分析，不仅厘清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逻辑，也为理解当下的国家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此次讲座是一次关于史学方法论与国家发展理论的深刻对话，彰显了历史学研究在回应时代重大问题时的生命力与解释力。

文字：周小康 

图片：郑诗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