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不应辜负了这个时代，必须以不辍之笔耕“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为此，特设立“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学术成果推介”栏目，分享本学院教师和科研人员阶段性的学术成果，以期鼓励理论界的交流和对话。
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力
刘同舫
《哲学动态》2025年第3期
文章摘要：探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力，需要历史地看待生产力发展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之间的主次转换关系。基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这一基本原理，学界关于生产力的发展动力问题存在“内部动力论”与“外部动力论”之争，即究竟是生产力诸要素之间的内部矛盾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外部矛盾构成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面对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争，应当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状态作为前置性判断：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处于适应状态时，内部矛盾构成主要动力；反之，外部矛盾构成主要动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内部动力与外部动力在当前阶段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力。内部动力直接面向生产力诸要素及其组合的优化跃升，外部动力则指向以科学技术创新和深化体制改革作为驱动力推动新型生产关系的建构，以生产关系的变革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历史主体思想的认识论意义
刘同舫；张乾
《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历史主体思想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认识论意义的解读有利于进一步彰显其理论内涵的丰富性与深刻性。马克思将实践视为历史主体的活动方式，基于实践活动的属性阐释人类认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在认识论意义上实现了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超越，进一步澄清了人类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马克思将“现实的人”理解为历史主体的存在形式，将“现实的人”的认识活动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他对人类认识现实性和历史性的强调有利于破解个体理性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对人类认识边界的限制，理论上论说了人类认识的无限性特征。马克思将历史主体的阶级意识视为塑造认识内容的主导因素，强调历史主体认识的社会性，既有利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主流认识的转变及其内在矛盾，也有利于凸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解决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困境问题时的重要作用。
“新轴心时代”的文化突破与国际认同
刘同舫
《学术研究》2025年第3期
文章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站在世界历史高度应对全球性发展问题所提出的战略构想。在“新轴心时代”，全球文明呈现多元繁荣的发展态势，同时也表征为差异性文明的竞争和冲突，因而构建具有世界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破解当今世界政治与文化困境的必然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母体”资源，洞悉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新趋势，是对世界多元文化共同难题的总体性认知与文化突破。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性建构面临国际认同的时代课题，需要整合不同阵营的力量来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彰显其深刻的人类情怀和世界历史意义，为人类文明的整体进步提供价值引领。
价值标准问题的争论及其理论出路
刘同舫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价值标准的产生根源于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又参与社会秩序的形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普照光”围绕工具理性建构社会秩序，在物和物化劳动的利用中强化了对作为资本关系人格化的资产阶级主体力量的认同，从而在区分人与物的语境下确立起以资产阶级利益为内核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标准。21世纪以来，技术进步使得人与物的边界愈发模糊，工具理性社会秩序及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标准的存在基础日益受到冲击并引发学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只有更具公共性和兼容性的价值理念主张，才能在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标准固有模式的同时，保持对技术与社会发展的进步主义承诺，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和合共生”价值理念的主张构成变革时代下价值标准问题争论的新出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性实践
刘同舫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资本全球化主导的世界历史诉诸资本增殖逻辑得以展开，资本的自由与劳动的不自由形成了鲜明对比和矛盾冲突，这一矛盾冲突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促使资本全球化的消退和劳动全球化的实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是不同国家或民族在经济层面协同发展和纵向深化的产物，而不是各个国家经济基础的简单相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把握了全球市民社会的内在逻辑，推动全球善治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结构的良性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对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结构重塑的建构性实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智慧，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不懈追求的真理性。
国际关系规则的演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关系原则的确立
刘同舫
《浙江学刊》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近代国际关系规则演变进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规范性原则，蕴含面向未来的先进性和传承过往的延续性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汲取《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并在实践中以积极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方式实现了对其的内在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遵循《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宗旨和原则进行了合理化改造与时代化创新，推动形成国际人权事业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坚持和挖掘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秩序，以打造区域共同体的实践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理性贡献
刘同舫
《学习与探索》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指引我国文化建设和影响世界文明发展的原创性理论，凝聚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领域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蕴含着深刻的原理性贡献。第一，具有引领性的文化领导权原理，揭示文化的领导权归属问题，凸显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第二，具有动力性的文化主体性原理，在坚持群众史观的基础上克服唯心史观的局限，高扬广大人民的文化建设主体地位，赋予文化自信以强大支撑。第三，具有整合性的共同价值原理，超越资本主义虚伪性的“普世价值”,契合全人类共同利益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彰显出普遍性和世界性意义。第四，具有发展性的文明更新原理，阐明人类文明相互结合、交流互鉴的可能性及必然性，以“两个结合”指明不同民族国家文明发展以及世界文明可持续性发展的根本路径。以上原理具有鲜明的内在逻辑和功能定位，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原理性贡献体系的核心要素，展现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篇的理论智慧和实践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要素及其内在关联
刘同舫
《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共同价值、文化构建与国际认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以生成和实现的关键性要素，三者之间密切相关，呈现出相互促进与相互成就的辩证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多效联动的“集合体”。共同价值是文化构建的核心，其作为一种内在规约性力量，是差异性文化得以兼收并蓄、齐头并进的助推器，也是不同主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参与合作的重要基础和普遍规范。文化构建是凝聚国际认同的关键，其真正目的在于推动世界加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理念的理解和认同，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美好的方向发展。国际认同是共同价值与文化构建的实现，是各行为主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获得自我安全感与认同感的重要方式，其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观及方式进行反思和更新的基础上，是诸多积极要素充分发挥“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三个基本问题
刘同舫
《学术界》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国际认同是人类团结协作、共同行动以实现时代目标的思想前提，对国际认同基本规定即国际认同的内涵、内容与表现的理解，构成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基本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合理状态是对“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的辩证扬弃，是世界各国人民、各民族国家在全人类共同利益基础上达成的、超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更为广泛的“总体”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的内容呈现为对构建一种国际新秩序的规则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并在推进“三大认同”内容的实现进程中促使人类社会产生对这一理念的情感认同和实践自觉。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认同兼具批判和建构的双重特性，具体表现为对虚假的、外在的与空洞的“抽象”共同体的反思，对现实的、内在的与具体的“总体”共同体的期待。
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实践前提
刘同舫;张乾
《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从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变革研究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实践前提，有利于把握中国文化获得现代属性并重新引领世界文化发展的具体历史进程。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生产方式与文化形态并非单向决定论，而是呈现为双向的辩证统一关系，需要把握生产方式变革对文化形态发展的根本性推动作用，并理解文化形态反作用于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力的历史性飞跃奠定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既包括现代传媒的发展为文化形式的代际变迁提供技术性支撑，也包括机器体系和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为文化内容的时代转换厚植生产性前提。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革激发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主体自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构能够重塑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促使人民群众自觉批判前资本主义文化形态和资本主义文化形态的弊病，激发其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唯物史观意蕴
刘同舫
《思想理论教育》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展现了深刻的唯物史观意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强调“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将改革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举措并科学谋划，彰显了基于历史规律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主动性意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旨在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致力于巩固和提升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力求科学引领人民群众创造和实现美好生活，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史观意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将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外部环境等有机联系的各个子系统及诸要素所构成的生命系统加以审度并科学改造，彰显了以整体性、系统性、复杂性思维把握社会及其内在结构的方法论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重创新
刘同舫
《历史评论》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交互的主体关系作为基本内容，在时间尺度体现为内蕴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差异性时间关系，在空间维度彰显为互为主体的交互性空间关系，超越了将对立的主体关系作为基本内容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资本主义危机迭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探索更加合理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作出原创性贡献，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那么，相较于旧的世界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在哪里？从起点、内容和目标三方面看，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社会”为新的起点、以交互的主体关系为新的内容、以"真正的共同体”为新的目标，扬弃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市民社会”起点、对立的主体关系和“点假的共同体”目标，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的大国担当和世界情怀。
创新现象、创新实践和创新思维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
包大为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3期
文章摘要：创新现象是人类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最典型的质变飞跃环节，体现了人类能够通过实践活动超越自身的本质特征。但是创新实践本身又受制于社会历史条件，一方面创新的对象取决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创新的结果所蕴含的系统性有赖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交互关系的发展程度。创新实践是一个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过程，而且也是一个系统动态的对象性结构，既包含着主体在物质生产和社会制度领域的自我更新，也包含着生产工具和意识形态作为中介的不断发展。创新思维是对现有经验进行积极扬弃的实践先导，是历史发展在思维层面的“预演”,其关键特征是客观性与系统性，其面向未来的前提则是不再受制于特殊利益所主宰的社会历史条件。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哲学意义与当代价值
包大为
《毛泽东研究》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以“大历史观”分析世界大势和时代方向的思想典范。“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直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过程，分析了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揭露了苏联滑向大国沙文主义之后对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负面影响，向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指明了政治斗争应然的价值取向，强调了独立自主作为制度设计首要前提的重要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今天，“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仍然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语境参考，仍然可为我们理解当前全球性危机并思考通达未来之出路提供洞见。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革命主体”辨析——基于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
严松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是关于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何以成为革命主体以及无产阶级如何进行革命实践的一整套理论体系。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通过生产方式变革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缓和了阶级矛盾与对立，由此，西方学者提出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退场论、重建论与转换论。这些主张一方面是对无产阶级理论科学性的否定，冲击了关于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主体概念；另一方面是对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否定，消解了关于“人的解放”的革命旨向。这就需要突出马克思革命主体思想的时代价值，厘清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革命主体”的在场方式、现实命运与斗争方式。在此基础上，明确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资本主导逻辑，无产阶级也没有摆脱被压迫与剥削的命运，依然处于革命斗争主体地位。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础”问题考辨——论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严松
《浙江学刊》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马克思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建构理论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论”问题，即马克思政治哲学是一种超越了“基础”的“第一哲学”,还是一种具有特定建构基础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政治哲学证成与建构必须有其“基础”,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考辨，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规范性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必然具有“超越性”价值意蕴和现实意义，具体包括批判性与建构性两个层面：批判性既体现在资本主义现存政治秩序的正义理论的否定层面，也体现在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层面；建构性体现在对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社会的规范性引领与事实性描述层面。
机器、工业史与马克思的感性心理学——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论意义
余根雄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由笛卡尔开创的理性心理学经康德的批判，终由黑格尔发展成为以绝对知识为最高形式的知识体系，它是作为认识论的人的心理学的形而上学完成。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则，提出了感性心理学，它的开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机器体系。作为感性心理学的工业和工业史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它意味着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也意味着历史本身就是感性对象性活动的产物。由此，我们应把现代化的进程理解为机器大工业变革中的感性心理学，其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之现实性的变革。中国式现代化以世界现代化的新格局为其感性的历史条件，这预示着中国式现代化在完成机器体系与工业史变革的同时，还要实现人改造世界之能力的一次质的飞跃。这也许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论意义。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显著优势、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
翟绪权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作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素，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市场微观主体。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具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显著优势，其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统一于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核心要素，在高质量发展中进一步显现新质生产力的数字化、融合化、绿色化特点。市场微观主体即是科技创新主体，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依据“科技创新主体—产业创新主体—现代产业链长”的作用机制，标的“小巨人”筑牢科技创新基础，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扭住产业创新节点，聚力现代产业链争当链长，从而实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未来，发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需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营造良好科技创新环境。
辩证法主体的转换与现代性原则的反思
彭双贞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现代性原则在凸显个体自由之时蕴含着主观主义的困境，而诞生于古代的辩证法在其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着沦为主观性的外在反思的风险。面对克服“坏的主观性”这一共同主题，辩证法主体的转换为反思现代性原则提供了理论思维的切入点。辩证法主体的历史转换呈现出从个体主体到实体主体再到交互主体的进路。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马克思和伽达默尔分别对辩证法主体进行了基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的实践论转换和基于效果历史的解释学转换。通过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和伽达默尔这一思想史演进，辩证法的交互性主体维度被确立起来。辩证法的交互性主体维度展开了现代人破除自我中心困境的辩证结构，诠释了尊重他者、包容个性、注重对话的现代公共生活的价值理念，蕴含着个人自由与自由联合相统一的实践原则。
NBIC会聚技术时代的动物增强伦理审视
俞鼎
《自然辩证法通讯》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动物增强伦理”随着“人类世”到来以及适用于动物机体增强的NBIC会聚技术迅猛发展，逐渐成为生命技术伦理领域的热点。然而，人类中心主义、超人类主义与动物福利主义在动物增强的伦理辩护上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困境，即人类利益与动物福利之间二选一的分歧，忽视了基于人-动物互利共生关系的协调路径。博文克与克莱默提出的“补救性动物增强”伦理辩护框架试图弥合不同伦理立场的缺陷，但仍受制于对人类中心主义家长制的被动妥协。在“批判性生物伦理学”视野下，运用“观念指导-决策审议-阈值判定-冲突权衡-方案实施”五维分析框架，为消解人与增强型动物共生伦理的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深刻把握思政引领力的作用机制
代玉启；田雨
《思想教育研究》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思政引领力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内核提炼和外在表征，不仅在教育这一原发场域发挥作用，还在文化、社会等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纵向来看，思政引领力在各领域深入贯穿、持续纵深，有力推进了时代新人培养、文化繁荣发展和社会有序运行，切实发挥了指航引向、赋能增效的价值效用。横向来看，思政引领力在各领域渗透内嵌、融为一体，依托价值共通的理念体系与行动指南，实现了各领域的有机协同发展。思政引领力在各领域的作用机制，既体现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现实发展规律，又彰显着“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哲学思辨意蕴，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中展现了日臻完善的逻辑图景和历久弥坚的价值功效。
在“两个结合”中开辟中共党史研究新境界
代玉启
《江苏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两个结合”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深刻总结，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掌握历史主动，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核心密码。回望百年党史，从“三个结合”的初步尝试到“一个结合”的理论探索，再到“两个结合”的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在回应时代之问的同时，对自身历史叙事逻辑的认识愈加系统深刻。我们要立足于党的理论创新，根植于党的实践成就，面向党的历史使命，以大历史观与正确党史观为指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滋养，用特色话语彰显历史自信与历史主动，在继续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开辟中共党史研究的新境界，助力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全面、快速发展。
“三乡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叙事及其文化逻辑
代玉启;于小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文章摘要：巩固乡村居民的主体地位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基于主体性哲学、明晰主体的身份定位及价值演绎是生发乡村文化振兴动力的理论前提。从身份定位上来看,“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统称为“三乡人”)构成了当前乡村振兴的三种主体力量。其中“原乡人”的文化生产主体性、“归乡人”的文化建设主体性、“新乡人”的文化创造主体性,共同形成了守乡固本、兴乡图强、择乡共荣的文化景观。从价值演绎上来看,“三乡人”的文化实践及其互动,促成了传统与现代的传承发展,推动着乡村与城市的融合互动,构成了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向未来,进一步激活“三乡人”的主体力量,应持续推进机制创新,强化“三乡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打造特有的乡村文化空间,激发文化主体性自觉,整合文化治理资源及力量,从而促进乡村文化振兴，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互主体观及其价值意蕴
成龙;张登彬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人类中心主义、唯我主义、主客二分的“单主体观”，本质上蕴含着一种强调多元主体间相互平等的“互主体观”。其突出表现：在天人关系维度上，呈现出人与自然万物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互主体天人观；在人我关系维度上，体现为人与人、国与国以及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互主体人我观；在身心关系维度上，表现为身与心、德与行、物质与精神全面发展的互主体身心观。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互主体观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为解决世界现代化危机提供了新型思维方式，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哲学基础。
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底蕴及当代重塑
庞虎;田源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中华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是破除西方现代性崇拜、重构世界现代化格局的重要依托。长期以来，西方文明中心主义思潮将现代性看作西方文明的独有产物，绝对化为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唯一蓝本，形成了“现代化=西化”的思维定式。事实上，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早已形成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的丰富文明成果，也内生出众多颇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基因，奠定了中华文明现代性的思想基础，只是囿于旧封建旧伦理，这些现代性基因未能得以充分激发。新时代，要激活中华文明现代活力，推动中国特色现代性重构，应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优势，以理论彻底为前提，以民族自觉为动力，以放眼世界为视域，破除对西方现代性的普世化认知，不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前景。
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与党的建设的互动发展——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考察
庞虎;田源
《理论学刊》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近代以来，“学术团体”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社团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进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进程与党的自身建设呈现良性互动的态势：一方面学术中国化与党的建设参与主体的交叉增添了党的组织建设的新活力，马克思主义学术成果融入干部教育提升了党员干部的理论修养，学术论争的积极成果丰富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学理资源，优良文风学风的确立提升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新高度；另一方面党的自身建设也引领了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的发展前景，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学术中国化汇聚了主体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发展动力。总结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深入推进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的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党的建设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经验启迪。
科学家精神进中小学校园的意义、逻辑与机制
张彦;张雨晴
《福建教育》2025年第5期
文章摘要：加快推进科学家精神进中小学校园是响应国家发展战略、深化中小学教育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用新时代科学家精神铸魂育人,要坚持一体化设计与个性化关怀相结合、螺旋式推进与阶段性发展相交融、技术赋能与知识教育相融合的基本逻辑。立足课程设计、组织实施、资源供给和协同育人四个维度构建科学家精神进中小学校园的体制机制,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强国建设奠定基础教育的基石。
从“被掌握的群众”到“有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理论武装思想的主体性意蕴
张彦;李佳忆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理论武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的核心任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被掌握的群众”和在《神圣家族》中提出“有实践力量的人”是其关于理论武装主体性问题的两个相似且重要的论断，两个文本中包含了理论武装的现实基础、理论要求及目标指向等丰富内涵。从“被掌握的群众”到“有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理论武装思想的主体性得以强化，具体表现为从“群众”到“有实践力量的人”的主体确证与实践转向，以及从“说服”到“使用”的主体能动性跃迁。马克思理论武装思想的主体性意蕴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理论武装具有重要意义：以眷注“人民园地”作为理论武装的首要目标，实现“物质力量”到“实践力量”的转化，融通“内化-外化”过程，不断培育和增强主体自觉。
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文明根基
段治文;张晓委
《党政研究》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文明是洞悉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密码。中华文明与现代化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有三个重要问题等待解答。中华文明与现代化处于“时空错置”下，如何标识有别于“西方式”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文明与现代化处于“古今错置”下，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又如何打破“古今中西之争”开启新文明类型?解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因就需要对三重错置关系进行“中国式解答”。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文明为根脉，以“中国主体性”破解“西方中心论”,在文明赓续中标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第二，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文明为源脉，以“第二个结合”破解“传统—现代”二元对立论，在文明激活中型塑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形态。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在文明更新中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明类型。
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形成的历史场域、内容向度与价值意蕴
段治文;张元圆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抗日救亡背景下，革命战争胜利不仅需要军事支撑，也需要文艺协助。国统区、沦陷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由于思想准备不足，未将文艺运动和革命运动完全结合起来助力革命战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以文艺为切入口，紧扣“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人”这两个根本问题，通过系统阐释革命文艺的“指导思想”“领导核心”“根本立场”“发展方向”和“最终任务”,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认同，建构起了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消解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精英心理，实现了对知识分子“有机化”改造，促使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和革命化转向。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为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任务汇聚起了磅礴之力，也为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提供了现实启示。
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与检验——基于马克思两部类生产模型的研究
卢江;王煜萍;郭子昂
《当代经济研究》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基于马克思两部类生产模型分析得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资本有机构成和平均利润率两个机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运用2009～2022年285个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并对数字经济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主要通过平均利润率这一机制实现，而资本有机构成机制的实证检验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中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及数字经济发展初期更为明显。为实现劳动收入份额的稳步增长，需在坚持劳动收入的主体性地位同时，加大自主创新政策扶持力度，提升企业投资信心，积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规范数字平台经济发展。
制度环境对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应用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探讨
卢江;李冰辉
《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科学技术革命是推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源泉。世界经济史表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科学技术应用效率并不稳定，所谓效率包括科学技术的物质产出质量和科技的应用范围及程度两个视角，其核心影响因素是制度环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研究发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本质是扩大再生产，资产阶级为了在生产中攫取更多剩余价值会有内生动力加强科学技术的研发应用。同时，资本竞争加剧使个别资本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并在市场占优的前提下设置壁垒，从而抑制科学技术迭代升级的速度。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应用效率远低于其应有水平，从而出现物质资料生产绝对不足和相对过剩并存的局面。这一现象体现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周期性危机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并非严格对立状态，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调整，科学技术应用效率可以得到最大释放。
青年消费方式“两栖”现象：“过度消费”与“逆向消费”的网络冲突透视
姚明明;周梦鸽
《中国青年研究》2025年第3期
文章摘要：青年人从盲目追求品牌符号、依赖信贷工具支撑“即时消费”转为践行消费上的“长期主义”，呈现出“过度消费”与“逆向消费”的冲突样态和消费方式的“两栖”现象。在网络场域，“过度消费”与“逆向消费”的冲突以话语竞争为表现形式，微观呈现为青年个体对消费方式的对抗、归咎与反思，宏观呈现为青年消费圈层的文化区隔与话语张力，整体的冲突图景可以从实践、内容与价值三个维度进一步概括。剖析这一“两栖”现象，既要从消费主义的操纵与解蔽、加速社会的规制与应对着手，也要从传播方式的构筑与培育进行综合审视。青年群体消费方式的“两栖”现象和网络冲突实质，是青年群体在消费方式上的革新和青年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转型在消费场域的缩影。
生态共产主义：超越现代性之殇的美学维度
吴旭平;马晓媚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文章摘要：现代性是标识世界历史与理性逻辑双重统一的叙事范畴。生态问题关乎人与自然的生存境遇，构成现代性之殇的生态维度。西方绿色思潮对生态危机的批判囿于价值、技术、制度的理论困境，“绿色乌托邦”的生态构想无法真正消解生态危机。理性从启蒙时代的原初内涵演化为人的主体性、技术理性，衍生出生态危机的滥觞。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批判西方现代性通过资本逻辑的扩张强化主客二元对立和人与物对立的物化逻辑。生态共产主义是基于生命共同体高度和生态意蕴，现实地重建和谐整体生命秩序以开启人与自然和解的美学维度。
从革命史观看唯物史观的中国化
张立程
《观察与思考》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近代中国经历了由唯物史观具体运用于中国近代历史而化为革命史观的转变。在中国，唯物史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勃兴，经过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唯物史观登堂入室，为学界所关注，在具体实践中，其科学性愈加彰显。随着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思考日趋成熟，唯物史观——革命史观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开始确立其主流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革命史观在党的大力推动下成为学界的主导史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教条化的革命史观受到域外史观的影响，在此情境下，唯物史观需要再次开启中国化的进程，肩负着不断彰显科学性的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论述的三重阐释
楼俊超
《学术交流》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论述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内涵的理解，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论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和独特作用，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优势，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论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遵循。
重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考察
马灿林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直以来都被看作唯物史观的诞生地。但是，对于这一理论发现，仍有种种误解亟待澄清。首先，为了区别于旧唯物主义，一些学者将唯物史观解读为某种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但是这种“主体化”的解读思路同时也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维度；其次，对马克思复杂的自由概念的多层次剖析表明，鲍德里亚、阿伦特等人提出的“生产主义”指控是有失公允的；最后，虽然一开始给人留下经济决定论的印象，但是，如果联系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该文本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历史结构，从而提出了历史科学的真正对象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审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地位，有助于我们廓清一些思想迷雾，并认识到，与科学史上的其他革命一样，马克思在历史领域的巨大发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它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充满了往复、挣扎和斗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四重价值意蕴
何惧
《毛泽东思想研究》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具有丰富深厚的价值意蕴，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作为出色的调查报告，它标志着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萌芽；二是作为重要的思想路标，它在毛泽东政治思想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三是作为鲜活的理论教材，它彰显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巨大价值；四是作为生动的农村工作指南，它为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交往行为双重特征视域下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技术主义阐释——兼论对马克思的“新辩护”
郭军炜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文章摘要：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思想关系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哈贝马斯将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判定为一种客观结构，认为其内部包含关于技术和组织的知识，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并指责其忽视了社会生产与交往。但在哈贝马斯看来，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远未达到交往行为的高度。交往行为具有双重特征：它同时综合了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和戏剧行为，且建立在对世界的全面反思之上。相较之下，社会生产与交往更多地止步于目的行为层面，缺乏交往行为的丰富内涵。哈贝马斯的真正问题在于，他在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时预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化。事实上，在前资本主义和未来社会，围绕生产展开的各种活动与交往，同样能够孕育出规范调节行为和戏剧行为，进而与世界建立起反思性联结。
从“经济基础”到“经济秩序”：埃利希对马克思法律思想的继承与批判
郭军炜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文章摘要：尽管马克思本人没有直接建构一种完整的法社会学理论，但他的思想对法社会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现代法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埃利希的思想与唯物史观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又深刻的关系。虽然其“活法”思想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十分相似，埃利希亦高度赞扬了马克思的理论贡献，但为了规避阶级分析方法，突出法律的能动作用，他使用了“经济秩序”而非“经济基础”来描述经济和法律的关系。埃利希认为，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对经济秩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保护了社会大众而非仅仅统治阶级的利益。不难看出，埃利希用“经济秩序”取代“经济基础”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马克思的“误读”之上。马克思看到了法律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更重要的是，私法作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来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因此，只要身处唯物史观的分析框架下，资产阶级法律便无法摆脱其阶级“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