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不应辜负了这个时代，必须以不辍之笔耕“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为此，特设立“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学术成果推介”栏目，分享本学院教师和科研人员阶段性的学术成果，以期鼓励理论界的交流和对话。
大历史观视域下教育综合改革的内在动力与文明意蕴
刘同舫
《教育研究》2024年第10期
文章摘要：教育综合改革是推动中国教育现代化和构建新型教育文明的重要一环。基于大历史观视域审视教育综合改革的内在动力与文明意蕴，有利于把握教育综合改革的必然性、规定性和进步性。大历史观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展，将其作为审视教育综合改革的方法论，意味着从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长期性出发，将教育综合改革内嵌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强国史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双重历史叙事维度。在社会主义强国史的历史叙事中，教育综合改革的内在动力植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历史追求，规定了教育综合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要求妥善处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在世界文明发展史的历史叙事中，教育综合改革既是对资本主义教育文明和苏联式社会主义教育文明的反思与突破，也是对社会主义教育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探索，其内蕴的根本任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情怀，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塑造提供主体支撑并铸牢价值基础。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基础：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刘同舫；张乾
《思想战线》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为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奠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基础累积了必要条件。从历史语境来看，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的依据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性与长期性。无产阶级专政赋予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双重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表现为实现生产力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在国际关系建构方面呈现为和平发展与超越当下的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能够在满足国内社会发展需要、引领世界治理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彰显出政治制度创新和政治价值创造的建构意义，在实践中满足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内蕴的国内与国际双重需求，从而推进对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探索，奠定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基础。
在党的全面领导研究领域的新探索——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四川实践》
刘同舫
《长征学刊》2024年第5期
文章摘要：“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党的十八大以来,理论界坚持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加强了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问题的研究力度,涌现出了一系列高质量成果。其中,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郭祎教授主编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四川实践》(以下简称该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意涵的叙事图景、理论超越与时代意义
桑建泉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7期
文章摘要：人权文明发展的辩证之处在于，当代人类既见证了人权事业快速发展的荣光，也目睹了化解人权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自《世界人权宣言》颁布以来，全球人权治理的建制性成效较为突出，但人权分歧加剧、人权鸿沟扩大等问题亦愈发凸显。深入发掘和开拓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意涵，无疑为超越西式人权话语霸权并提出新的人权叙事范式提供了时代机遇。作为融通中外文明智慧的原创性范畴，全人类共同价值围绕人权生成、人权主体、人权内容等基础议题，针对西方人权理论的虚幻性、片面性、独断性等理论痼疾充分展开，彰显出凝聚人权共识的时代意义。丰富完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人权话语体系，既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亦是开创人类人权文明新境界的必然要求。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生产的方式、问题及路径优化
代玉启；赵磊
《思想教育研究》2024年第11期
文章摘要：知识生产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得以传承、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生产的基本方式可以分为文本解读式生产、问题驱动式生产、交叉融合式生产3种类型，共同编织起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知识谱系。揆诸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生产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知识生产的人才队伍有待多样化发展、知识生产的实践转化力有待强化、知识生产的学科融合创新力有待提升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生产的质量与增量。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生产扎根实践深处，实现自主生产；积极交流互鉴，实现开放生产；依托社会运行系统，实现综合生产，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生产全面提质增量。
精神富有：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维度
代玉启
《浙江学刊》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人文经济学强调通过统筹把握人文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实现人文与经济共生共荣。精神富有是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维度，发展人文经济是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经济思想，共同指向了个体精神富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联系在中国共产党对精神富有的百年探索中得到具象表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运行中的精神富有以超越物化逻辑、实现“人文回归经济”、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为基本面向，并在不同地区的经济实践中得到了具体体现，形成了多样化的人文经济实践模式。未来应以回归“人本身”为价值意蕴、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重要方向、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保障，不断推动精神富有视域下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赢得精神主动和历史主动。
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守正创新
代玉启
《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基础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根基。自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立以来，众多学者在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史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四个支柱性方向上积累了丰硕成果，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但作为一门年轻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依然存在定位不够清晰的问题，从实践、专业、学科三重向度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呈现不同样态。回顾思想政治教育40年来的建设史和研究史，应总结经验并面向未来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高质量发展方略。循此逻辑，需要回到思想政治教育史、回到人本身、回到实践，联结过去、现在与未来，奔向学术的远方、理论的远方和方法的远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守正创新。
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代玉启
《求索》2024年第5期
文章摘要：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从文化、话语、样态和实践四个维度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放逻辑。作为一种文化标识，开放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秉承“天下大同”“兼收并蓄”“和而不同”的文化内核；作为一种话语标识，开放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叙事特征，是凸显民族特性、表达发展立场、反映价值追求和引领实践行为的话语；作为一种样态标识，开放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出来的多样互补的现代经济发展样态、协商合作的现代政治发展样态、兼收并蓄的现代文化发展样态、人人参与的现代社会发展样态、和谐共生的现代生态文明发展样态；作为一种实践标识，开放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现代化、精神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实践中的中国作为。对开放这一鲜明标识进行内涵解析，是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之必须，将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推动世界文明进程提供不竭动力。
互动仪式链视域下高校读书会运行的多维透视
代玉启;薛洪慧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高校读书会作为阅读交流与情感共享的学习共同体，为高校的阅读推广提供了重要载体。借鉴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于高校读书会，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提炼总结具有普适性的高校读书会运行规律，在一般规律的指引下高校学生在参与互动仪式过程中迸发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立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的情感能量。但高校读书会在运行过程中因受高校重视程度、学生生活阅历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导致互动情境难以营建、共同焦点难以达成以及情绪共享难以共融，进而出现了整本书阅读情境的缺失、焦点分化、缺乏超凡魅力的引导者以及“圈层化”社交愈加严重等问题。为实现高校读书会的持久运行，需从“理”“路”上对高校读书会互动情境、关注焦点、情感体验进行优化，以期充分发挥高校读书会助力高校阅读推广的效能。
习近平关于规律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实践伟力
代玉启
《毛泽东研究》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规律性认识，其创立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认识论合规律合目的的展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则是运用这一规律性认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关于规律的重要论述承继马克思主义规律观，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性认识，聚焦对现实问题的创新性认识与实践的创造性要求，从规律的价值意义、层级结构、把握规律的方式方法等三个方面建构起具有整体性逻辑的理论体系。
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四大模式
代玉启；田雨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围绕党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发展大局，综合运用社会动员、典型示范、文化育人和治理嵌入等模式服务国家、社会和人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深化发展。具体来看，党和国家运用社会动员模式，在引导广泛参与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运用典型示范模式，在注重榜样引领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具象化；通过文化育人模式，在坚持成风化人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沉浸化；通过治理嵌入模式，在始终服务大局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化。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种解读
刘召峰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12期
文章摘要：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经历了逐步具体化的过程：在价值立场上，从“为人类而工作”到“追寻自由”，再到明确无产阶级立场，最后到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理论逻辑上，从确立唯物主义原则、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到秉持历史性自觉、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到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在问题剖析上，从“异化”到剥削、“社会关系的物化”，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关系的物化”对剥削关系的掩盖；在未来前景上，从异化的扬弃，到剥削的消灭、商品的消亡，再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我们不能以“从具体到抽象”的逻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归结”为“人的解放”，而是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在“具体化形态”上，尤其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所赋予的丰富性上，来把握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
语境的扬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本质
包大为
《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9期
文章摘要：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语境的扬弃。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以来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分析，却并不囿于这些经验所印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历史唯物主义又是对近代各种历史科学的思想史语境的批判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关注了近代以来一切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流变及其内在动力，却从未试图在伦理层面对其进行肯定或否定，无意于通过更新伦理和价值来纠正资本主义社会“礼崩乐坏”的抽象的历史性危机，更无意于回溯至原始共产主义般的初民道德的想象。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从自然的历史过程中提炼出客观性与普遍性，进而以作为历史实验的革命实践呈现出无产阶级解放自身与生产力的必然性。
毛泽东哲学：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思想奠基
包大为
《社会科学辑刊》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在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跃迁中，毛泽东哲学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语境下的批判对象、实践方向、文化特质和话语风格。毛泽东哲学在革命实践中建立起新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观与历史观，科学地指明了现代历史进程的必然方向与主题。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阐释了与现代生产力相匹配的世界观，接续完成了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思想启蒙任务，以唯物辩证法赋予了中国人民思想上彻底的批判性与革命性。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系统总结了近代以来各种救国方案的得失，明确了人民群众是创造、改变和言说历史的主体，激发了人民创造现代历史的自觉性。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指明了现代文明的出路是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实践，鼓舞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探索向未来迈进、向世界人民开放的现代文明之路。
文化建设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与必然方向
包大为
《湖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文章摘要：文化建设是人类主动推进文明形态跃迁的重要实践形态。文化建设是否能有效实现面向全体人民的精神文明繁荣，不仅取决于文化建设本身的路径与举措，更取决于文化建设所依赖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几千年来，人类文化建设的正反经验证明，文化建设实践既蕴含了精神文明的主观诉求，也反映了文化与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客观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七个着力”重要要求，不仅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揭示了文化现象发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以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指出了当前文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与科学方向。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在自在文化与自觉文化、文化形式与文化内容的有机统一之中不断探寻通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路径。
“历史科学”的解释争议与方法论自觉——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考察方瑞；万飞鸿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在对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解读中，“历史哲学”与“实证科学”的阐释路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分歧。虽然二者都聚焦《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抽象与具体关系”的研究，但由于对历史“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层级关系缺乏深入分析，最终导致弱化“历史科学”科学性的理论后果。为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中找到“历史科学”出场的最初语境。从历史方法的建构路径来看，通过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双重道路的统一，共同构建了“历史科学”。通过分析“从具体到抽象”与“由抽象到具体”的关系，剖析“历史哲学”和“实证科学”误读的实质，确证“历史科学”的科学性。从历史方法的构建价值来看，通过与《资本论》的文本互释，重新审视这一时期“历史科学”方法论的阐释视域与限度，实现“历史科学”的方法论自觉。
监控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孙冲亚；高福进
《哲学动态》2024年第12期
文章摘要：当代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对人类社会的绝对控制，正在构序一种以数据掠夺为基础的监控资本主义。监控资本主义以数据自由主义为“普照的光”,通过数智化手段收集“数据盈余”和吞噬“生活痕迹”,自行衍生出了一套全面隐秘的资本主义剥削新样态。在数字技术、资本权力和工具理性的多重构境下，监控资本主义驱迫“现实的人”沦为与自身生命本质相异化的“赤裸生命”,并亲手造成了数据时代迄今为止最大的非正义。唯有对监控资本主义进行本质性批判，才能破除资本虚假共同体勾勒的“解放幻象”。
政党认同视域下红色基因的传承隐忧与治理进路
孙冲亚
《宁夏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红色基因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最本源的文化基因，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思想和情感等关键要素，能够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感和向心力。红色基因的政党认同旨趣具有多重表现，集中反映为有利于确证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必然性，强化基于共同利益基础的社会整合逻辑，以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发挥秩序建构功能。当前，随着资本逻辑僭越、共识张力扩大和多元价值思潮渗透，红色基因面临着日益严峻的认同挑战。推动中国式政治现代化实践离不开红色基因的精神滋养，需要通过价值祛魅、强化记忆和抵御“虚无”，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变革与后形而上学的哲学维度
彭双贞
《哲学动态》2024年第10期
文章摘要：如何确立“哲学终结”之后的哲学自我理解方式是现代哲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在哲学史上，形而上学与辩证法长期存在着内在纠缠关系，且哲学的“完成”或“终结”是通过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共谋”实现的，这意味着辩证法的变革构成理解“哲学终结”的关键。对传统哲学的否定必然伴随着对辩证法的“改造”。通过确认“人即社会”的辩证运动，马克思变革了辩证法的“主体”和“场域”,从而恢复了辩证法的否定性和历史性，确立起彻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抓住了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与资本主义“现实”的同构性，将“改造”辩证法视作“消灭哲学”与“改变世界”的路径，既消解理论生活方式的神圣性，也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圣性，重塑人的生活方式，在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确立起哲学的新面相，即面向现实生活本身的“活动论哲学观”。
“四马分肥”办法下的公私协商与股息红利发放——以杭州市公私合营企业为例
王毅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1期
文章摘要：1952年“五反”期间，中共中央就已酝酿用“四马分肥”办法对企业的利润额进行重新划定，以协调各方利益。“四马分肥”办法确立后，四方面比例的协商是在公方掌握内部方案的前提下依托董事会开展的，公方对企业情况的调查和对私方意见的摸底是协商会议顺利召开的关键，这一过程体现了企业领导权的转移。从“四马分肥”推行过程来看，股息红利“一马”的内容在不断变化，大致由私营时期的“资本家所得25%”到“股息红利可占25%”，再到公私合营后“公私双方按股权分配25%左右”，反映了私方所得逐步受到限制。在合营企业中，股息红利“一马”的发放应是对公私双方所得的一次再分配，具体表现为“四马分肥，工人阶级得其大半”的情况下，股息红利分配中公方所得又占到大半，体现了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
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上海、浙江私股定息发放研究
王毅
《中共党史研究》2024年第5期
文章摘要：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后，国家从1956年七八月开始向私股股东发放定息，直至1966年9月取消定息。在此期间，定息所蕴含的意义不断发生变化：首次发息时，兼顾定息的政治、经济双重含义；工商界整风时，不断加强定息的政治象征意义，弱化了其经济赎买作用；讨论定息延长方案时，赎买作用更多演变为对困难私方的经济救济。定息的发放过程是“以企业为基地”改造资本家方针的具体贯彻，也是和平赎买、和平改造政策的生动实践。
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基于国际分工的不平等交换视角
楼俊超；金哲汗
《经济学家》2024年第10期
文章摘要：中国的人口红利得益于改革开放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后，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构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但随着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提高，中国的生育率逐渐下降，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不过，中国长期的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的培育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国际分工的产物，在不平等交换的视角下，实际上将中国置于国际交换中的劣势地位。本文从国际分工的不平等交换切入，剖析了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的实质，指明只有从依靠劳动力数量的人口红利转向依靠劳动力质量的人才红利，才能根本改善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因此，必须培养创新型人才，优化创业环境，提高教育质量，倡导终身学习，完善人才政策，加强思想教育，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人尽其才，以期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西藏现代化发展的现实基础、主要挑战与路径选择
楼俊超；余郑霁
《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
文章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区域。在党中央的深切关怀与坚强领导下，西藏自和平解放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发展，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推动西藏现代化的过程中，需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原则，同时充分考虑西藏的特殊情况。由于西藏独特的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其现代化进程在分裂斗争、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稳定固边兴边等方面仍具挑战。我们应因势利导，把握机遇，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指引，开创西藏长治久安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郭大力的政治经济学思想研究
楼俊超；姚志才；王彪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
文章摘要：郭大力作为《资本论》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的译者，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翻译家。与此同时，作为第一批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郭大力理论联系实际，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深入研究了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有益探索。本文认为，这些珍贵的政治经济学思想首先体现在郭大力对经济思想性质的认识上，他认为经济思想应当以人在生产活动中缔结的社会关系（又称为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其次体现在对生产建设发展的认识上，他指出当时的中国要实现生产发展、经济进步，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最后体现在对当时中国的农村建设的认识上，他强调要促进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进而发展农村生产。
新时代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逻辑必然与提升之道
楼俊超；李婉茹
《知与行》2024年第5期
文章摘要：新时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应从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认识其逻辑必然。巩固与提升党的文化领导权的根本之道在于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统领之道在于全面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方位、全过程领导，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旗帜鲜明讲政治；实践之道在于在守正创新中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准确把握“第二个结合”的要求，牢固树立改革创新意识，着力培养造就新时代的知识分子队伍。
社会保障体系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国际经验与中国建构
王立伟；解安
《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10期
文章摘要：在新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下，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相互对立似乎已成共识。然而，世界各大经济体的实践证明，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具有消费导向，而且具有生产和投资导向，蕴含着优化劳动力供给、培育新产业新业态、调整消费结构的功能。我国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在国际上已形成的自助性保障观念、生产性保障工具、促进性保障制度的可行经验的基础之上，坚持“再商品化”与“去商品化”双原则，兼顾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双主体，开启“去家庭化”与“再家庭化”双引擎，创造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局面，促使社会保障体系发挥刺激经济增长和引导经济转型升级的双重功效。
《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原则、范式与限度
付文军
《学术交流》2024年第9期
文章摘要：在《资本论》诸多的阐释范式中，现象学的阐释是一种较为突出且独具特色的阐释模式。以“现象”为名的现象学其实是关于“普遍的本质学说”,它所力倡的“朝向事情本身”和“还原”的原则与方法对于《资本论》的科学阐释有着重大启发和深远影响。《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就要借鉴现象学的思路与方法，以唯物史观和“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对其进行科学引导和改造，继而在对“物象化世界”进行还原之后以深究其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学者们在这一总体思路的指导下，陆续推出了人学现象学、感性现象学、历史现象学、社会现象学、资本现象学和生产关系现象学的阐释范式。这些阐释方案是《资本论》与现象学“有机对接”的学术尝试，它们对于丰富《资本论》的研究范式、深挖其理论资源有着重大理论意义和学术贡献。在全新的时代境遇中，继续推进《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既要有面向文本的自觉，又必须充分把握《资本论》的核心意旨。在文本与现实、历史和实践、本质与现象的深度交互中，要不断规范《资本论》的现象学阐释范式以着力开辟《资本论》现象学阐释的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卢江；王煜萍；郭子昂
《上海经济研究》2024年第12期
文章摘要：数字基础设施是新兴技术研发及其推广应用的重要前提，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亟待探讨。本文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方法测度了我国城市层面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宽带中国”试点城市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1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并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提升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且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新质劳动力、新质劳动资料、新质劳动对象三大要素推动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对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个体特征的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差异化影响。我国应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劳动力数量稳步增长和质量提升的双重带动效应，推动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统合，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数智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出场、风险与实践策略
方正
《思想理论教育》2024年第10期
文章摘要：随着数智技术的蓬勃发展，沉浸式、生活化、靶向性的场景化育人模式，成为数字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实践方向。在数字场景应用实践中，尚存在着场景信息失真化遮蔽思想政治教育客观性、场景设置感性化弥散思想政治教育引领性、场景叙事娱乐化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导向性等潜在风险。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的有序运行，要规范场景技术的应用边界，增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场景的价值引领；善用数字叙事资源，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叙事形态；打造虚实同向的场景生态，构建“人机协同”的场景育人模式。
“空间奇观”与“价值重塑”：元宇宙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未来图景
方正
《理论建设》2024年第5期
文章摘要：元宇宙作为数字技术发展的集成形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全新的实践动能：多民族文化符号的感性呈现丰富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展演形象；跨时空场景链接能力唤醒了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协同性世界编辑权限聚合了民族宣传教育的创新智慧。元宇宙虚拟性空间样态亦将诱发诸多潜在风险：虚假镜像派生出扭曲的伪意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向偏颇性阐释路径；个性化空间生产遮蔽了受众的真实需求，使其游离于公共精神秩序之外；泛中心化衍生出多元社会思潮滋长的天然土壤，对地缘性空间想象的瓦解淡化了共同体成员的情感链接。探寻元宇宙赋能的恰切之道，理应从重置数字技术架构、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塑造虚实同构格局等维度展开，使其成为党的民族工作的强大驱动力。
张謇、省立七中风潮与1920年代南通的教育场域
丁乙
《史林》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1924年5月，位于南通的省立七中爆发了一次罕见而又特别的易长风潮，围绕更易校长与否、由谁接替校长等问题，张謇与省教育厅僵持不下，一所省立中学成了省厅与南通地方暗自角力的场域。张謇之所以执意要求更换校长并不断对省厅施压，与他所秉持的地方自治思维和“严格教育”理念密切相关，前者折射出民初江苏新式教育演进过程中官治与自治之间的拉扯以及南通、省厅间的权力格局，而后者则反映出张謇的个人意志、地方情感对南通教育的型塑。这双重理念的交互作用使得处于政党与主义兴起时代的南通，其教育场域呈现出一些独特的特质。
太平洋战争期间英国媒体对中国抗战的宣传与报道
丁书颖
《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4期
文章摘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公众了解中国的愿望增强，但英国媒体缺少驻华代表。英国政府内部就如何报道中国抗战也存在不同意见。军方出于战略考虑，主张通过媒体反映中国抗战的问题。英国政府为配合对华政策，决定引导媒体在客观报道的基础上尽可能维持对中国抗战的正面报道与声援，并进一步出台计划，鼓励对中国抗战的宣传。由此，英国公众接受的中国形象更加多面，开始对削弱中国抗日力量的因素有所关注。英国政府报道中国内部状况的谨慎态度赢得部分中国舆论的好感。尽管如此，战时英国媒体对中国的宣传与报道未使英国政府的对华认识和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改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自主认知体系建构的演进历程
段治文；张晓委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需要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认知。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知起始于近代“西学东渐”。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现代化一度被认为等于西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自主认知进行了最初的探索，进而实现了从“现代化”认知到“中国的现代化”认知的自主性奠基；改革开放进程中进一步实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认知拓展；新时代以来最终完成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主认知的体系化建构。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的现代化”的阐释，建构起了以自主性为叙事基调的现代化自主认知体系。邓小平着眼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阐释，建构起了以发展性为叙事基调的现代化自主认知体系。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性创新阐释，建构起了以协同性为叙事基调的中国式现代化自主认知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自主认知体系建构的三个阶段层层递进，展现了深刻的历史逻辑、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自主认知体系作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引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数字化赋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话场域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文章摘要：对话场域是教学对话时空融合的关系结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话场域融合了虚拟与物理时空图景，但面临狭窄、泛化、主体间隔离和中心失衡等现实问题。为此，以数字技术赋能教学过程，拓展对话场域；以现实的人的需要为价值基点，划定多媒体技术应用界限；构建人机协同互动链，营造共同学习氛围；优化数字化平台对教学资源的组织与呈现，保持内容的中心性，建立全景优态对话场域，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提升和信息模式变革。
论韩炳哲对数字资本主义的心理学分析
黄铭
《世界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数字化不仅重塑了社会生产与人际交往，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数字资本主义及新自由主义利用数字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为实现资本增殖目的服务，对人之存在、个体情绪与社会文化造成了广泛的异化。韩炳哲通过“量化自我”“功绩主体”“倦怠社会”“妥协社会”等概念，对个体与社会进行了多维度的心理学分析。然而，与马克思“对尘世的批判”不同，韩炳哲聚焦于个体心理的、精神的内在维度，虽涉及社会的、文化的外在维度，但他的“心理学分析”仍有待落实到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上，必须从精神政治学批判转向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及其社会规定性
王绍梁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4年第4期
文章摘要：抽象劳动概念是马克思批判性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成果,包含着哲学与经济学两重维度。然而,关于抽象劳动的生理学解释范式仍占据主导地位,并为劳动价值论的超历史化提供了认识论依据。历史地看,抽象劳动并不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上的耗费,而应被理解为人的传统的物质关系和伦理关系之“分离”结果,其实质是在资本运动中扬弃感性对象性的社会劳动,最后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抽象”表达出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这种抽象概括为“价值对象性”,并揭示了劳动在价值形式中的抽象化所表现出来的消极性和积极性。这种规定性虽然显示在观念中,但却是社会现实中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抽象”,其根据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交换过程。因此,抽象劳动是一个社会历史性而非自然性的范畴。澄清这一点,有助于恢复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的批判性与分析性功能的统一。
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一个澄清
马灿林
《学术论坛》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伍德从法权概念出发，对马克思的正义观进行了独特解读，将其阐释为一种“色拉叙马霍斯式正义”。基于此，伍德提出，马克思并未从正义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反而认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正义的。然而，伍德的根本错谬并非在于将正义视为一个法权概念而非道德概念，而是在于他承认了正义的历史性特征，但却从单一的决定论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从而忽视了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复杂性。在马克思看来，由于经济结构内部多种生产方式的并存状况，因此与之相适应的正义观念必然也是复数的，而非单数的。从这样的多元正义观出发，可以澄清马克思为什么在正义问题上存在“既……又……”这看似自相矛盾的表述，并尝试从正面阐述马克思的正义理论究竟是什么。柯亨提出马克思的剥削指控背后的道德依据是劳动所有权，其实质是将一种小资产者的正义观强加于马克思。相比之下，马克思提倡的无产阶级正义观强调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以及在产品分配问题上某种程度的共同所有权。必须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体系中，基于正义的道德批判同样占据重要地位，这一点从根本上是由意识形态斗争的必要性所决定的。
人工智能赋能数字文明新形态建构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向
董扣艳；靳思远
《实事求是》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随着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纵深推进，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愈来愈成为驱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生数字化变革的重要力量，为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提供了发展机遇。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在驱动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大革新的同时，也推动数字文明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重要向度。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数字化和人类数字文明建设的发展进程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建构中国式数字文明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应当理性审视人工智能助力数字文明新形态建构的机遇和挑战，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制度优势保障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以智能化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探索构建中国式智能治理体系，促进中国式数字文明发展迈向新的历史阶段。
元宇宙赋能高校文化育人的时代价值和实践路向
董扣艳；丁律衡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年第3期
文章摘要：高校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肩负着传承和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立足数字中国建设的时代语境，社会生活场景中已呈现出繁荣的数字文化生产和应用景象，为拓展高校文化育人空间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立足于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规避技术和内容脱节、缺乏对自主性内容创作活动的有效规制、技术自身缺陷以及技术实用不当等多重挑战，充分发挥元宇宙场景对高校文化育人的正向效应。
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目标指向、内容定位和建设路径
蔡晓卫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
文章摘要：高质量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三进”，改进高校法治教育，是高校思政课的重要任务。在目标取向上，要以持续提升大学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素养为目标，使法治成为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内容定位上，要以立场引导、价值塑造和思维养成为导向，重点阐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民立场、公平正义价值观和科学方法论；在建设路径上，要以思政课为载体，深刻认识“三进”工作的政治性、必要性，着力提升教师的专业性、主导性，高度重视“三进”传播的系统性、实践性，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进而真正实现“进头脑”。
以教育家精神涵育思政课教师终身成长：内在需要、价值逻辑及方向路径
奚佳梦
《中国轻工教育》2024年第6期
文章摘要：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作为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是引领思政课教师成长与发展的重要指南，对于思政课教师核心素养的提升有重要作用。以教育家精神涵育思政课教师，能够有效促使思政课教师兼顾“小我”与“大我”间的价值选择，体现“经师”与“人师”的双重身份，达成“启蒙者”与“乐教者”的一致追求，完成“德”“艺”“言”“行”的多维要求。充分发挥教育家精神涵育思政课教师的作用，应秉承“师志”,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应弘扬“师风”,进一步赓续弘扬崇文尚教、为学善教的优良传统；应坚守“师德”,发扬教师教书育人的第一职责；应锻造“师艺”,提升教育教学业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