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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传统与现代法治——从于欢案说开去

编辑:jinqili 时间:2017年05月27日 访问次数:717

2017526日晚,在紫金港校区东1A-201教室,著名法史学家、儒家法思想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西南政法大学的俞荣根教授受邀作题为“法的传统与现代法治——从于欢案说开去”的专题讲座。讲座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案说法;第二部分认真对待法的传统;第三部分法制和法学的转型。

讲座一开始俞教授就以案说法,从前段时间民意沸腾的山东于欢案切入,联系湖北佘祥林案以及美国米兰达告诫,强调伦理犯罪,伦理即是天理,礼法不过是天理的一部分,应合天理。司法审判不能违背人之常情,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中国自古就有同居相为隐的法律规定,尤其是集大成者唐律,更是规定了亲属权利的法律地位,即亲亲相隐。世界多数国家刑法都规定,亲属没有义务为亲人犯罪作证。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在法庭上作证证明对方犯罪有悖人情。

俞教授说,在著名的美国米兰达告诫中,米兰达的坦白不可以作为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的证据,因此衍生了刑事嫌犯和被告人的沉默权。因为以法律的名义要求被告自证其罪是撕裂人性,有悖人情的。

接下来俞教授谈到了广州许霆案和浙江东阳吴英案,这两个案件之所以引起公众的热议,是因为人们认为判决结果不公正。公正分为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中国自古强调实体公正,而西方更强调程序公正。吴英案、许霆案虽然程序是公正的,但是公众不承认,因为他们认为实体不公正。而美国辛普森案,公众对于无罪的判决是接纳的,因为程序是公正的,而程序公正本身包含了实体公正。虽然在事实上公众认为辛普森是有罪的,但是他们尊重判决的结果。中国则相反,许霆、吴英案说明,传统并没有死亡,但传统被严重曲解和误解,甚至被妖魔化,需要重新认识传统,认真对待法的传统。

俞教授说,百年法治之路是模范列强,以俄为师,失去自我。现在要回归自我。现代中国法治有两个认真对待:一个是认真对待权利,一个是认真对待传统。十八大以后对于传统已达成如下共识:承认、尊重和创新。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五谈传统文化,在参观曲阜孔子研究院时习说:我到这里来,就是体现中央弘扬传统文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的审议时习说,王阳明曾在贵州(现为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景区)参学悟道,贵州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有独特优势,希望继续深入探索、深入挖掘。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上习说,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在北大人文学院,习说: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政以德、正己修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

总之,习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个肯定儒家传统、将中华传统文明视为根本的最高领导人。因此,只有重新认识法的传统,才能认真对待传统。过去强调法的阶级性,讲斗争。但从传统看,法是和的产物,和实生物,和实生法。法律都是妥协的产物。

最后,俞教授谈到了中国当代法学/法制/法治的转型,他说,中国法学/法制/法治已迎来革命性转型时代,包括法学理论的创新,法制体系的变革和法治模式的转型。

首先是从革命法学/法制到治理法学/法制的变革。革命法学/法制强调阶级斗争和专政,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表现为有罪推定,继而衍生出刑讯逼供,强迫家属作证,不然以包庇窝藏论处等弊端;治理法学/法制的特点是强调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强调良法善治,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强调限制和规范公权,保障和维护私权。

其次是从移植法学/法制到特色法学/法制的转型。移植法学/法制以苏俄、西方之是非为是非,照搬他们的理论、法条,甚至形式、法器,菲薄传统,缺乏民族自信和创造。特色法学/法制特在它不但姓“社”,更重要的是姓“中”,姓中华民族。要创造与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相适应的的民族特色法学。

最后,俞教授说,依宪执政是政道,良法善治是治道。我们的法治模式愿景是:党主法治>党主宪政(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全面法治。

讲座以“回采礼法传统,破译遗传密码,促进中西汇通,推动宪政法治。”为寄语结束。来自不同专业的100多余名博士生围绕讲座主题热烈提问,收获颇丰。


附:俞荣根教授简介

俞荣根,当代著名学者,中国法学名家,儒家法思想家,笔名耘耕,西邘堂主人。男,汉族,19431月生,浙江省诸暨市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师从当代教育家匡亚明、杨景凡。现为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大制度与宪政研究中心主任,曾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社科院院长。2017年入选《今日中国》“影响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百位法学家”。代表作《儒家法思想通论》,该书出版后,一时传为法史界和儒学界之佳作。

(文|梁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