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不应辜负了这个时代，必须以不辍之笔耕“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为此，特设立“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学术成果推介”栏目，分享本学院教师和科研人员阶段性的学术成果，以期鼓励理论界的交流和对话。
1.共同富裕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
作者：刘同舫
期刊：《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以来，学界便从多个角度对其展开理论探讨，并取得了渐次深入的丰硕成果。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远景目标，往往从经济学层面被关注与解析。从经济学的视角探究共同富裕无疑是重要且必要的，但也需要借助哲学的批判性思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审视和理解共同富裕，提升对这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认识深度和实践效率。
2.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认识彰显与共同意志凝聚——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作者：刘同舫
期刊：《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2期
摘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内蕴丰富的理论智慧和实践价值。从哲学史的视角出发，《决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性自我认识达到新高度，表明党在坚守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的基础上，进入更为理性、更加成熟的自觉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凝聚广泛的共同意志、汇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集体智慧，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合力。将《决议》内容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教师应明确立德树人的首要职责，树立正确的价值立场，提升教学实效性，坚持领悟《决议》精神与涵养实践行动相统一，将党在理性自我认识基础上凝聚的共同意志转化为大学生的现实行动。
3.中国道路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丁堡骏
期刊：《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1期
摘要：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概括为五个方面:（1）党的百年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2）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3）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4）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5）党的百年奋斗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这五个方面集中体现为中国道路和为其做出思想引领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不同阶段的思想成果。深刻理解中国道路的中国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必须要回到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理论。
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逻辑——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作者：代玉启
期刊：《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不是采取西方化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也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而是立足中国人民的鲜活实践、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形成的、使科学社会主义焕发强大生机活力的跨越式发展之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之魂；作为源头活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之根；作为基本底色的精神谱系，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化之梁；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直接思想武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受独特民族文化的深厚滋养而孕育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以其包容性和开放性而不断彰显出世界意义，为全方位、立体式解决人类问题、为证明和优化现代化的多元模式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5.理论转向与逻辑跃升：马克思社会批判图景的历史性建构
作者：付文军
期刊：《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摘要：马克思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社会批判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省察和现实体认，马克思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实质性批判。然而这种科学批判图景并非一日之功，它有一个逻辑跃升的过程。从《莱茵报》时期到《巴黎手稿》，马克思直面现实的物质利益难题而展开了对社会的人本主义批判；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哲学的贫困》，马克思以分工和所有制为抓手展开了对社会的原则性分析；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聚焦于劳动和资本关系而展开了对社会的全面解剖。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再是单一的道义谴责，而是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病理学解剖”。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依然是21世纪社会批判和革命的指导思想，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应赓续马克思的批判传统而直面现实问题并回应时代之问。
6.马克思的“总体工人”概念及其社会历史意义——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批判性考察
作者：付文军
期刊：《经济纵横》2022年第1期
摘要：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话题。在对分工协作和机器大工业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生产工人从“局部工人”向“总体工人”转变的逻辑。“总体工人”是由片面的“局部工人”社会地结合而成的一个总体性存在，它是在协作之中生成的一种有机的生产关系，它顺利地实现了生产活动在时间上的继起和空间上的并存。“总体工人”的出场一方面充实了无产阶级队伍、扩大了剥削材料、延展了剥削范围、构筑了严苛的劳动和工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未能实质性地改变阶级关系，“总体工人”依旧是自由的一无所有者、剩余价值的生产者或人格化的剩余劳动时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工人”的概念，不仅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参照，也为我们展望人类未来前景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方向指引。
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项历史性考察（1921—2021）
作者：付文军
期刊：《经济学家》2022年第2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既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又是一项重要的学术议题。自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按照时间线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以分为自发传播阶段、全面运用阶段、创造发挥阶段和深入探讨阶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百年传播历程中，一代代学人先后围绕文本、学科、问题和人物等议题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百年研究和应用，并形成了“译介—研究—应用”的一体性传播阵型、“历史—现实—未来”的科学性研究视阈、“文本—思想—实践”的总体性阐释进路和“宏观—中观—微观”的综合性叙事模式。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百年译介、传播、研究和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始终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正确的发展方向、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合理的研究原则。在新时代里，我们建立政治经济学“中国学派”已时机成熟，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将大有作为。
8.“课程思政”的学术探索：一项研究述论
作者：付文军
摘要：“课程思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系统性工程。通过梳理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对发文数量、学科分布、研究机构、理论阵地和高被引论文等有一个直观了解。围绕“课程思政”这一主题，学者们积极梳理了它的基本内涵、主要特点、基本规律、功能定位、基本原则、基本问题和建构路径等问题，并在研究进路、叙事模式、宣传方式和传播模式等方面彰显了较为独到的研究特点。当然，目前的“课程思政”研究也存在学科分布不均衡、学理性阐释不足、批判性反思欠缺和研究热情不高涨等诸多问题。通过不断汇聚“课程思政”建设合力，定会积极开创新时代“课程思政”的新局面。
9.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公共性价值理念
作者：包大为、杨晓彤
期刊：《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1期
摘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既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提炼出的治理法宝，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其理论价值不仅在于精准地把握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公共性价值诉求，更在于锚定了建构治理主体价值基础、发挥制度优势的实践方向。在实践层面，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及其公共性价值理念意味着培育公共精神、优化治理主体权责关系和促进治理方式创新应用，以及由此形成的主体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统一。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更是要求我们以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为载体，促成不同经济主体的依存、互补、合作，并由此确保每个社会细胞健康活跃，推动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10.弗朗西斯·培根的政治哲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
作者：包大为
期刊：《长白学刊》2022年第1期
摘要：作为近代哲学发端式的人物，弗朗西斯·培根的哲学背负着太多后世强加的标签。在特殊的历史情势下，培根并没有试图主动地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而是不自觉地将唯物主义作为方法和策略，以便发展和实践其自然主义哲学。这种不自觉的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最终构成了保守主义的英国启蒙政治的最初底色。系统批判一般的形而上学或建构一种科学主义的理论体系只是后世学者的想象，培根的真实意图则是确立与科学相匹配的自然主义哲学及其方法。培根试图以真正的归纳法引导和重塑经验主义，进而确立经验上升至知识的科学、合法的路径。培根不自觉地拓展科学的规范性外延，将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客观规律作为力量和公共福祉的源泉。培根将不断取得财富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国家视为其自然主义的现实效用，但是又最终将现存政治制度的完整保存与自发变革作为这种自然主义的终极限度。
11.试论新中国“规划科学”模式的延续和发展——以“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划草案”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李洁、刘超
期刊：《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年第1期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哲学社会科学走上由国家主导的“规划科学”模式的道路。但受政治运动冲击、制度缺失等因素的影响，制定的各项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大都形同虚设，只有1956年制定的《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1956-1967）研究规划草案》幸运地成为集中体现并延续上述“规划科学”模式的一个成功特例。虽然草案本身还只是一个不完善的学术性工作计划，但它依然充分发挥了“规划科学”模式的积极作用，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发展，在中国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资料收集及整理：谢雨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