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晚，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学术工作坊第十九期在紫金港西区文科组团马院大楼107室顺利举行。本次工作坊邀请浙江大学哲学系百人计划研究员李哲罕老师作题为“马克思之后的德国政治和社会危机”专题报告。讲座由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包大为老师主持，我院刘召峰教授和付文军副教授作与谈人。学院多名老师及硕博研究生参与了学习与讨论。

李哲罕老师的专题报告是基于他刚刚出版的新书《哲学社会学讲义——关于近现代德国政治与社会的一项研究》展开的。他以描述性的方式和诙谐生动的语言讲述了马克思之后的德国政治和社会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近现代德国历史的全新视角。

李老师首先提出了理解德国纳粹产生的根源问题的一条线索——德国发展的现代性和古典性之争。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战结束后德国纳粹的产生是由于德国当时发展的现代性造成的吗？他认为并非如此，而是德国当时现代性和古典性相互交织的社会状况造成的。

为了进一步论述这个问题，李老师提出了两个关键词。一是“他者”，二是“德国社会哲学演进”。

一、“他者”

第一个关键词是“他者”。德国一直都以一种“他者”形象出现，挑战欧洲社会主流观念。首先，德意志人在历史上，最早是以日耳曼人——一种野蛮人的形象出现的，这在欧洲社会中是一个“他者”的形象，挑战了欧洲社会的主流观念。其次，德国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德国在历史上作为“他者”出现时，也挑战了罗马帝国和罗马天主教所代表的主流政治观念。最后，在思想文化上，德国神秘主义思潮也挑战了英法的启蒙思潮，德国并不认同英法国家的议会政治，不认可主流西方国家的“文明”，而是倡导德国的“文化”，强调德国文化的优越性，这些思想观念都可以被看作是德国纳粹主张形成的社会历史来源。

二、政治哲学演进

 政治哲学是不断生成变化的，李哲罕老师首先给我们梳理了典型欧洲国家规范的政治哲学的演进路线，这条路线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晚期至启蒙运动早期，此时是天主教的普世体系和神权结构盛行的时期；随后神权转化为了君主主权的概念，新的国家类型有单一的权力中心，强调单一权力中心消灭多元权力从而实现国家统一，这构成了现代国家的雏形；再到资产阶级社会，此时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力共同增长，强调限制国家权力；到19世纪时，出现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大思潮，法国大革命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激发了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觉，逐渐完成了现代国家的转型。

相比于其他典型的欧洲国家，德国却有其特殊性。它并没有彻底的启蒙和革命过程，一直处于“跛足前行”的状态之中。德国在法国入侵本国的时候激发了德国人民对统一和自由的向往，但由于德国的统一受到了邻国的打击，又必须通过对外战争解决问题，因此就激发了德国社会中统一和自由的矛盾，统一的需求比自由的需求更为强烈，因此德国民众的自由性被压抑了。与此同时，德国基于对统一的向往虽然推动国家共同体的强大，但它也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虽然具有现代国家形式，但是德国政治的底层结构却出现了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议会权力被边缘化，强人政治占主要地位，个人成为强势权力中心；二是在法律体系上，本应该是法律制约君主的权力实施，但德国却是君主制定法律并在法律之外，司法权和立法权混乱。这两方面表明德国社会存在许多的负面因素，从而导致了德国纳粹的悲惨结局。

最后，各位老师和同学就德国纳粹产生的多因素，理论研究的社会语境，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力之间、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刘召峰老师指出，在考虑历史问题时依然要考虑生产力因素的作用，甚至是优先性作用。付文军老师指出，理论研究只有具备了一定的阅读量才能精确的把握问题，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学习李哲罕老师在社会语境中思考问题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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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张晓丽

 图片：梁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