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指向未来，历史回望过去，二者看似矛盾，却在一场讲座中被重新连接。

 2026年9月23日，特邀学者杨丽娟在《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科技》课堂上作了题为“漫谈科技史”的专题讲座。杨丽娟现为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新百人计划”研究员，主要从事近现代科学史研究。

 讲座梳理了科学史的定义与职业化历程。杨老师指出，科学史经历了从学科内部的“内史”走向科学与社会互动的“外史”，这也意味着当今的科学史不再只是学科的发展史，也进而成为理解人类认识、适应和改造自然的文明史。萨顿在哈佛争取到首个科学史教职，创办《ISIS》，推动学科建制；二战后，斯诺《两种文化》揭示人文与科学隔阂，主张以科学史通识教育搭建桥梁。中国科学史则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受萨顿影响，竺可桢20世纪30年代即在浙江大学提倡科学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1955年中国加入国际科学史学会，科学史被纳入国家战略。

 此外，科学史还有着直观的现实力量：竺可桢利用日记和地方志重建中国近5000年气候变化曲线；历史地震记录曾服务“一五”计划选址和三峡工程评估；席泽宗从《开元占经》等古籍确认超新星遗迹，将人类认识木星卫星的历史提前近两千年。科学史既能补充现代数据、服务国家工程，也在文明互鉴中增强文化自信。

 这场讲座的启示尤为深切。马克思早已把科学视为生产力，同时强调技术应用受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制约。科技从来不是孤立变量，而是嵌入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之中的力量。面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气候治理和数字劳动，我们既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推动自主创新，也要警惕技术异化、数据垄断与伦理风险，让科技向善、绿色、共享。科学史连接科学与人文，马克思主义提供批判与解放的视野，二者共同提醒我们：当代科技发展必须服务于人民福祉和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纵深中走向更自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