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元康，1932年5月8日出生于上海，祖籍广东韶阳。历任浙江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195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同年到浙江大学任教，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晋升讲师，1983年晋升副教授，1990年晋升教授，1992年获第一批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成长求学：坚定马克思主义教育方向

我原本在复旦大学读的经济系，1952年院系调整，改到上海财经学院就读。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急缺干部，我们提前一年毕业，即本科四年变成三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浙江大学，改行教马列主义基础。当时，马列主义教研室刚刚成立，党委副书记刘亦夫要求我负责新成立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授课工作，主要围绕苏联共产党历史、国际共产主义历史讲授马列主义基本著作，如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怎么办》等经典著作。

工作一年后，我通过考试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专业（后改名为国际政治专业）深造。1954年，我前往北京学习两年，获得研究生学历（当时无学位）。1956年，我回到浙江大学，负责教授研究生的公共政治课，主要讲授《共产党宣言》。1988年，课程更名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内容转向社会主义发展史。1960年，马列主义教研室进行课程改革，开设了四门政治课：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哲学和自然辩证法¹。此后，我主要教授中共党史²，直至退休。

令我印象最深刻是，1953年进入浙大后我就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由于家庭原因，我当了25年的入党积极分子，直到1978年才正式入党。所以尽管我93岁，但是党龄只有四十几年。我在浙大当了25年的积极分子，从来没有动摇过。

我们在1978年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我是讲师，但也开始招收研究生，申请了党史、哲学、经济学、自然辩证法四个研究专业方向的硕士导师。1983年，我担任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后，前往清华大学取经，回来后成立了社会科学系，并开始招收本科生。

推动学科发展：为思政教育筑牢根基

我们是从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的，当时招了十名研究生，现在很多都是学科骨干了。1978年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历学位，和1984年社会科学系开始招收本科生，是我去北京申请的。我1994年在省里讲课时，与清华大学合作编写了一本《中国革命史通论》，主题是关于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中国如何追求现代化。我将中国革命史的主线定为中国现代化。这本书的编写让我感到非常光荣，尤其是获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这肯定了我的工作。

当时在浙大开设的课程中，除了“中共党史”“马列主义基础”“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之外，还有一门“学生运动史”。当时青年运动史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浙大的代表前往参加。在研讨会上，大家共同探讨了学生运动史，包括浙大的学生运动史。后来，我与几位学者们分工合作，我专注于浙大学生运动史的研究。不过，几位合作的老师相继离世，我独自完成了部分研究内容，与“学生运动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另外，我还讲授过“政党史”这门课程。政党史主要讲授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情况、政党发展以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合作问题。

我曾参与全国中共党史教育研讨会的组织工作。此外，全国政治课教材编写会议，即全国统编教材编写会议曾在浙大召开过一次，我积极争取将这次会议引入浙大，并邀请了浙大党委、省委宣传部以及教育厅的相关领导共同参与，会议在浙大玉泉校区顺利召开。之后，我还前往扬州大学、云南大学等地参加过类似的会议。四门政治课的统编教材编写会议也曾在浙大举行。那段时间，我的足迹遍布全国，我们与交大、复旦、同济等高校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许多老师都兼职担任政治辅导员，他们原本的专业都非常出色。后来，我们萌生了一个想法，能否设立一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让这些老师有机会攻读第二个学士学位呢？也就是说，他们原本拥有化学、物理等专业的学士学位，再攻读一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学位，这样既能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又能为他们的职业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毕竟当时读博士还只是少数人的选择，硕士学历也相当难得。于是，我前往北京申请设立这个第二学历学位班，浙大也同意为我们开设这个班级，华东地区许多高校的政治辅导员都纷纷前来浙大学习两年，获得第二个学士学位，其中不少人后来都走上了行政领导岗位。

 1962、1963年开始，到1972年，浙大招收工农大学生，办工农班。这些工农兵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普遍较好，但文化课水平却参差不齐。他们入学后需要先进行补课，然后再开始学习大学一年级的公共课。浙大后来的很多干部都是从这些工农兵大学生中选拔出来的。

我曾开展关于理工大学中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研究。在我看来，无论身处何种专业领域，从事何种工作，人文关怀与家国情怀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当学会爱护他人、关心他人、尊重他人。在那个物质生活尚未如今日般富足、精神生活也相对匮乏的年代，《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理念显得尤为正确。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是一门追求真理与幸福的学问。唯有弄清幸福与真理的所在，我们的人生价值才能得以彰显。因此，我始终坚信，人文关怀与家国情怀是学术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基石。在讲授党课时，我时常讲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分别代表着我们前行的舵手、灵魂与方向，只有以此为指引，我们的人生才能焕发出真正的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我也始终致力于这一课题的探索，浙大也将其列为重点课题予以支持。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我讲课特别多，包括部队、学校、机关、企业、老年公寓、福利院等。我没有讲稿，但能不停地讲两个多小时，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浙大128年的历史中，我占了71年，见证了学校的发展。

郑元康老师讲课

师生情谊：走到同学们中间

我上课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因为我讲课不喜欢站在讲台上干巴巴地讲，而是喜欢走下讲台，在同学们中间走来走去，一边讲一边和大家讨论。我会时不时抛出一些问题，有时还会“讲些相声”，每一堂课都设计一些有趣的互动。每当这时，大家都会给出积极的回应，这样学到的知识也会记得特别牢。有些同学害怕上政治课，觉得老师就是照着讲稿念。但我觉得，政治课一定要讲得生动活泼，让同学们听到他们真正感兴趣、觉得有必要听的内容。当时上课都有两三百人，所以我现在嗓门特别大。老伴总提醒我：“你轻一点，轻一点。”那时候没有扩音器，两百多人坐在教室里，声音小了后面根本听不见，我也经常站起来走到教室后面，跑来跑去地讲课，和大家互动式地上课。这样上课，同学们也都很高兴。

 1959年，我调到土木系，那时我就住在同学寝室里，我和同学共用一个房间，那个房间有四张高低铺，住了七个同学，其中一个高铺用来放东西，我住在其中一个床位上。因此，我有机会和同学们一起打球、吃饭、玩耍。那时我刚进浙大，二十多岁，还没到三十岁，和同学们年纪相仿，所以我们经常一起玩耍、唱歌、跳舞。学生家里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问题我马上晓得，所以跟同学真像兄弟姐妹一样，关系特别要好。后来我下放到萧山去劳动一年，他们都要欢送我，说舍不得你了。因为一直在一起，大家很亲近，我又当班主任，又当辅导员，又当上课的老师。

我特别喜欢和同学们交流，欣赏年轻人的敏锐和朝气。他们提出的问题常常能引发我深入的思考，让我获得很大的启发。我常常跟同学们说，你们提出问题时，不必局限于老师或书本上的答案，只要你们能讲出合理的道理，我都给予支持。因此，每次和同学们一起上课，我都感到非常开心。最近我还向浙江省关工委退休干部讲师团团长提议，如果同学们想组织活动，一定要叫上我，特别是上党课，我特别乐意参与。和同学们聊天总是很愉快，尤其是座谈会的时候，大家畅所欲言，什么问题都能提出来。

郑元康老师接受访谈

殷切寄语：坚守初心，砥砺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守正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问题特别重要。首先，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要认真研读原著。不要总是依赖他人对文章的解读，而要先去研读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弄清楚他是如何写作、如何阐述观点的。只有先领会他的原意，才能进一步挖掘其中蕴含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围绕这些展开研究。

之后，要将马克思主义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这里存在“四问”，即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面对这四个问题，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回答。只有这样，我们的回答才具有价值。否则，只是机械地复述马克思过去的论述，而不思考如何理解和贯彻，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那就失去了意义。我认为，学习马列主义，关键在于把握真理和幸福这两点。我一生都在致力于此，并且深感光荣。

我给同学们三点寄语：

一是认真学习，认真创新；二是要努力实践，一个社会实践，一个工作实践；三是深入领悟，要自我革命，要善于自我反思。我当时跟研究生们讲，如果你以后当马列教师，一辈子只干好一件事情，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

郑元康老师接受访谈

文字：袁漫兮

图片：李楚